抑制性的生殖功能，需要通过具有性能力的男人和女人来进行，这就要解决人的观念问题。性行为是人们一种自然的、本能的行为，也是一种社会行为。它的社会性表现在它受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，受一定思想观念的支配。强烈的生殖目的，就会使性交的生殖功能充分显示，结果是生育繁多；强烈的享乐、爱情目的，就会抑制生殖功能的显示，后果是生育稀少。因此，从总体上说，性观念影响到妇女的生育水平，影响到人口出生率。

　实际上，随着经济，文化和科学水平的提高，人们的性观念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，妇女的生育水平已经在显著降低。在人口学里有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概念，叫总和自然生育力，以ＴＦ来表示，是指妇女在育龄期无任何抑制因素的情况下的生育能力。ＴＦ因种族，区域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,一般情况下，一个妇女的生育指数为１７。每个妇女的育龄期一般为３０年，除去１７％的不育期，平均每个孩子出生间隔为１７．５个月。而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比这要低得多，这里就有观念的作用。

　二十世纪初，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大幅度降低。有人统计２０年间１７个国家，低者如罗马尼亚降低幅度为１０．４％，高者如德国降低４６％，法国降低５０％，平均降低３０％多。３０年代有人在《人口问题与产儿制限》（林历星）一文中分析其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时指出：“他们的国民都以谋自己的快乐与幸福为中心，遂至把性之一事当作是一种自己娱乐的行为，不注意于生殖作用，甚至于设法避免妊娠生产，便是生产率低下之一原因“（林历星：《人口问题与产儿制限》《北平晨报》“人口副刊“第４期１９３２年７月３日）。可见，性享乐观念的广泛存在是妇女生育水平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　中国家族观念较深，“多子多福“的思想浓厚，两性结合被单纯地视为“传宗接代“的手段，认为妇女的最高价值是生育儿女。这种旧的性观念带来两个结果，一是生育繁多，一是性享受观念被冲淡，降低了人的性价值。

　随着我国经济、文化水平的提高，人们的观念也逐渐在发生变化。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，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，以生育后代为性交目的的人已经大大减少了。据《中国两万例“性文明“调查报告》公布的材料，大学生对性交目的第一肯定的回答，为寻求感官快乐者占２１．３％，为发展爱情者占５４．７％，为组织家庭者占６．５％，为生育后代者占２．９％，为排除孤独者占３．９％，为满足对方要求者占１．５％，未答或不详者占９．１％。可见，以生育后代为性交目的的大学生已经是很少了。这种情况，同妇女文化程度越高则生育指数越低、节育率越高的人口统计联系起来，恰好说明性观念不同则人口出生水平也不同，性观念的转变有利于生育节制。同一调查显示：认为性交是为了生儿育女的需要的，农村夫妻比城市夫妻高出四倍，把城乡妇女生育水平联系起来考察，同样说明性观念对人口生育的支配作用。

　当然，性观念不是孤立存在的，是一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条件的产物。但是，性观念做为一种文化形态，有其相对独立的一面，它有可能经过启发引导而转变。要承认追求爱情和性享受是人的一种自然需要，实现自己的性价值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和要求。而且，我们所说的是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性享受。这种追求会激发人们的避孕要求，增强人们生育自我节制的动因，促进降低人口出生水平。“多子女“的生育意愿同守旧的性观念、性愚昧是正负相谐地联系在一起的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。强化追求享受、发展爱情的性观念，会淡化娶妻生子、繁生密育的生育观。计划生育宣传，在否定“多子多福“观念的同时，适当结合转变性观念的宣传，会有利于群众接受计划生育。